方秦汉院士生前照
在清华大学土木系求学时的留影
1968年，方秦汉在南京长江大桥钢梁前留影
80岁的方秦汉，执意登高检查钢梁质量
在京沪高铁南京大胜关长江大桥工地
方秦汉院士为湖北日报题字
14日晚，著名桥梁专家、中国工程院院士方秦汉与世长辞。
巨星陨落，山河含悲。
此时的武汉长江江面，静卧着八条钢铁巨龙：武汉长江大桥、武汉长江二桥、白沙洲长江大桥、军山长江大桥、阳逻长江大桥、天兴洲长江大桥、二七长江大桥、鹦鹉洲长江大桥……
一座座大桥，犹如一道道从天而降的彩虹，把长江点缀得格外壮美。
一座座大桥，凝聚了一代代桥梁人的心血，创造了一项项桥梁建设的新纪录。
方秦汉，中国现代钢桥的奠基人、开创者，桥梁技术发展的重要推动者。他的一生与桥紧紧联系在一起，他自己，就是中国桥梁史上承前启后的一座桥
推销国产钢 他不遗余力
方秦汉出生在浙江黄岩，与桥梁结下不解之缘，却是在武汉。
1950年，方秦汉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，满怀豪情来到武汉，成为武汉长江大桥设计组的一员。从此，他扎根武汉，先后参加或主持数十座大桥设计。
方秦汉最擅长的是钢桥设计。但是，在建南京长江大桥之前，中国还没有自己的桥梁钢。中国大规模使用国产桥梁钢，始于芜湖长江大桥，始于方秦汉的大力推荐。
1996年，方秦汉担任芜湖长江大桥钢梁设计组组长。讨论大桥钢梁材质时，有人主张进口日本钢。当时英国、法国、日本的钢铁公司都想拿下这个订单。但方秦汉力主采用国产14锰铌钢，他说：“这个质量我们已经做过试验，而且在京杭运河上建了一座桥，用这个桥梁钢，根本不用担什么风险，因为这个钢光研制时间就达5年，我对它太了解了。现在虽然改革开放了，可既然我们国家有这么好的钢，为什么要用国外的呢？”同时，他力劝武钢争取这一机会。
原来，早在1985年，方秦汉就与武钢负责人刘本仁达成协议，由武钢钢研所试验研究14锰铌钢。试验从1985年持续到1989年，获得成功。
方秦汉的提议得到各方认可，但并不标志着敲定了用国产钢的方案。日方为拿到这笔订单，作了最后一搏，开出极低的报价。武钢方寸不乱，开出低于日方的报价，终于争取到供货权。
后经测算，芜湖长江大桥因采用国产钢，为国家节约资金1.1亿元。而用国产14锰铌钢建成的芜湖长江大桥，因与世界桥梁的先进技术接轨，成为继武汉长江大桥、南京长江大桥、九江长江大桥之后，新中国桥梁史上的第四座里程碑。
当初向芜湖长江大桥供货的武钢，如今已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桥梁钢研发、制造基地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国内已经建成的数十座大桥中，武钢供应的桥梁钢总计超过100万吨。正在建设港珠澳大桥，用了武钢的桥梁钢29万吨；今年3月开工的沪通长江大桥，武钢也已投标。“武钢桥梁钢有这个地位，方秦汉院士功不可没。”武钢研究院结构钢所中厚板研究室主任邹德辉说。
中铁大桥院副总工程师易伦雄也说，在钢梁设计过程中，方院士总是不遗余力推荐国产钢，而武钢是首选。
推荐归推荐，一旦发现钢梁技术不达标，在他那里肯定过不了关，“想蒙混过关，无疑是找骂，他特别重视质量，打人情牌没有用。”邹德辉说，近年来出了一些桥梁垮塌事故，但垮塌很少发生在铁路桥上，正是因为方秦汉等专家的严格把关。
真理面前 他认理不认人
今年6月30日，本报记者曾在医院采访方秦汉院士，他虽躺在病床上，说话都非常吃力，但为人随和，思维敏捷，记忆力好，概括力超强，让人肃然起敬。
当时，他为本报题字：“科学试验，改革创新。”尽管写得断断续续，但整整齐齐。写错一个字，又全部重写一遍，写完已大汗淋漓。
严谨认真、一丝不苟的性格，伴随了方秦汉一辈子。“工程师的计算是绝对不能出错的！”方秦汉曾回忆，他在清华大学求学时，老师张维（后来成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）就规定，即使算式列对了，只要答案不对，仍旧一分不能给，因为一点差错就可能导致全盘皆毁。
这种严谨求实的科学家性格，对晚辈影响甚大。儿子方华京说：小时候最怕父亲检查数学作业，他一旦发现了错，准会大发脾气。而在方秦汉工作的中铁大桥院，经常有年轻的工程师站在他面前“挨训”，“不做试验怎么行？绝对不行！”
方秦汉也因此得了个外号，名曰“钢霸”。这既源于他在钢梁设计上的权威，也源于他“认理不认人”的性格。
在重大技术问题上，方秦汉从来都据理力争。越是对上级，他的嗓子越高。他常说，技术需要争论，真理越辩越明。好多人都领教过他的“厉害”，同他争过、吵过、叫过、嚷过，事过之后，明白了自己的不对，也懂得了他的用心，烟消云散，雨过天晴，存留心中的只有敬佩。
九江长江大桥钢梁设计是方秦汉事业的巅峰，争吵也最多。
1989年，某桥梁厂试制出九江长江大桥的第一批钢梁，方秦汉验收时发现钢梁焊接处加温不到位，宣布报废重来。可厂方出于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，怎么也不同意。方秦汉“理论”不成，拂袖而去，直接向铁道部主管部门报告，桥梁厂只得重制。后来，该厂生产出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高强度钢梁。
1990年，在九江桥钢梁设计制造最繁忙的日子里，有人对其设计提出质疑。在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的专家委员会上，方秦汉进行了一次次长篇答辩。经反复研究论证，最终证明他的设计是可以信赖的。这就是我国桥梁界赫赫有名的“京都大辩论”。两年后，九江桥钢梁顺利合龙，并一举取得12项技术突破。
名利面前 他常“犯糊涂”
方秦汉设计的宗旨是：要就不干，要干就干好，干出点名堂来。所以，任务交到他的手上，不管是大桥还是小桥，不管是铁路桥还是公路桥，他都不愿墨守成规、走老路、炒冷饭，想方设法加一些新的内容，作一点新的突破，有一点新的提高。
在
桥梁设计中，方秦汉“斤斤计较”，在名利面前，他却是常常“犯糊涂”。当年评选院士时，方秦汉提交的论文只有5篇，这让评审小组很是为难了一阵子。
学术论文对于科研人员的意义不言而喻，晋级升职涨工资等，样样离不开。可方秦汉却淡然处之，“以前写的都扔了，现在也不写。”
1997年，方秦汉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后，不少新闻媒体记者前来采访，他不愿意接受采访，倒不是高傲，而是觉得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，也说不出什么豪言壮语，“这几十年来，一直勤勤俭俭过日子，踏踏实实干工作，名利向来看得很淡，要说有什么远大的理想，那就是为祖国建造更多、更新、更美的桥梁。”
尽管后来担任中铁大桥局、中铁大桥院副总工程师，他仍住在上世纪50年代建造的旧房子里。直到2011年妻子去世，才搬到华中科技大学的院士楼。单位曾给他分房，方秦汉却以一句不真不假的“我没钱”婉拒，把机会让给别人。
家人面前 他亏欠太多
2013年正月初六，方秦汉生病住院，此后再也没有出院。
守候在身边的儿子方华京回忆：母亲去世后，父亲身体状况越来越糟，精神好时，与前来探视的同事聊得最多的是桥，“谈其他的没有兴趣，会冷场”。在他眼里，父亲的心里惦记的、脑中盘桓的，除了桥，还是桥。
亲情方面，方秦汉不太善于用言语表达。方华京说，小时候他印象最深的场景，就是父亲拎着包出门。当他从工地上回来，偶尔也逗孩子们玩，玩着玩着，讲着讲着，就走神了，陷入沉思之中。孩子问他：“怎么啦，爸爸？”他不好意思地回答：“哎呀，我又想到桥上面去了，又记起了一件事。”
方华京还记得，父亲讲南京桥的故事，沉井的浮运，钢梁的架设……就是送给孩子的礼物，也多与桥有关。至今，他还保存着父亲送给他的一套《南京长江大桥》明信片，视作珍宝。
晚年，方秦汉曾内疚地说：“我为那一座又一座桥梁的钢梁设计，付出了一生的年华和心血。回首往昔，因埋头工作，未能顾及家庭和孩子，让他们吃了不少苦。对子女而言，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；对妻子而言，我更称不上是位好丈夫。作为父亲和丈夫，我欠他们太多。”方华京不这样认为，他说：父亲，是我心中永远的榜样。
现在，方华京是华中科技大学自动化学院二级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；而他的儿子方翌炜，已从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毕业。他们，都继承了方秦汉严谨认真、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。
链接——方秦汉主要贡献
方秦汉是我国多种桥梁用钢的开创者，在业内被誉为“钢霸”。
1950年，方秦汉就参加了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，随后主持南京、九江、芜湖等长江大桥的钢梁设计和科研，开发推广多种新材料、新结构，实现我国铁路桥梁“高强、大跨、轻型、整体”的技术飞跃。他创造的钢梁建设新工艺，达到合龙精度以毫米计的世界先进水平，为我国铁路桥梁建设、设计和科研做出卓越贡献，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奖、詹天佑大奖、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。
桥梁新钢种研究方面：在国家遭受外国禁运封锁的特定条件下，方秦汉参加南京长江大桥桥梁研究，自力更生解决桥梁用钢问题；因九江长江大桥和芜湖长江大桥需要，先后主持新钢种研究，均获成功，桥梁用钢材强度由武汉长江大桥40公斤级（抗拉强度，下同）、南京长江大桥50公斤级，发展到九江长江大桥60公斤级，实现国产桥梁用钢系列化。
桥梁新结构研究方面：在厚板焊接研究中，他提出以防断为指导的技术措施，实践证明正确有效。在他主持下，成功建成九江长江大桥厚板栓焊大跨度钢梁，我国铆接钢桥从此退出历史舞台。
钢桥安装方面：主持设计了移动式双层吊索架架梁新工艺，成功全伸180米架设九江长江大桥；在总结九江长江大桥216米跨合龙经验基础上，又创造了全新的双铰合龙法，快速而高精度地完成芜湖长江大桥跨中合龙，使无支架架设钢梁的跨度，由武汉长江大桥112米，南京长江大桥144米，九江长江大桥216米，发展到芜湖长江大桥的312米。
方秦汉主持或参与的南京长江大桥、天津塘沽海门开启桥、九江长江大桥和芜湖长江大桥建桥新技术，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一项、一等奖两项、二等奖一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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